心中无一事，即是虚，此犹庄子之所谓惟道集虚也。

若专就外杂篇言，杂篇言及性字者颇不多，惟《庚桑楚》《徐无鬼》两篇各一见，《则阳》篇三见，共仅六处，而外篇言及性字者不下数十见。此篇云从水之道而不为私，此即善导而不为凿矣。

是谓先有德，次有性，更次始有形，此皆牵强立说，分析愈细，而所失弥远矣。《中庸》亦言博学之，文之与博，皆儒义所重，而为庄老道家所不喜。《庄子》外篇既以德性并言，复以性命并言。……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又《天道》篇：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

《则阳》篇又曰： 长梧封人问子牢曰：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可见卤莽灭裂之所得而至者，实似性而非性也。关键在于寻找这种与世界相隔的、与传统文化有异的他者性和异质性。

比如说立足于民间的墨家慈善会比立足于王官的儒家宪政在当今时代有更大作为，而至今日，我至少已经收到不少主内弟兄姐妹及民间墨者要求了解耶墨衡论学术成果并将之运用于教会生活和赈宅济困的社会实践当中的可喜讯息。由于儒家文化的衰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流和小群的墨家就被知识分子重新发掘出来，用以比附和对接西方先进文化。庄子描绘墨翟学派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以自苦为极，墨翟被历代赞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表率。余亦私怪吾师既敬其人，胡乃相侮若此。

(4)耶墨二家所代表的实干精神及科技精神在呼应民主与科学上具备一致性。然而，明末的天学和儒学的对话，并未能够弥合两者在天观念上的本质不同，而基督教的超越的上主和中国的内在的天道，又如何能够统一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呢？不过我们注意到，耶墨衡论从来没有在尊天志、明鬼神、承认上天信仰上与基督教有较多的纠缠，墨家思想以天志、明鬼为纵贯线统摄的诸个理念，是义外的而不是义内的，这就有了他力（如天能赏善罚恶）的成分，又不否认自力（如非命、不扣亦鸣）的必要。

可见历史上的儒家基督徒或者基督教儒生，都不可避免地以儒家言说传统来衡量自己的判断标准，无法以更普世的情怀来看待两种不同信仰和文明之间的结合。墨子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而耶稣为传天国福音，不辞劳苦，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予归天教，是弃墨而从儒也

[13]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第七九卷，《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后者的情况相当复杂，例如：古典君主主义的集体主义就是血缘集体主义，这是前现代的价值观。本文意在阐明：这些论调均属似是而非，既是对家国天下传统话语及其背后的儒学原理的误解或曲解，也是对当今世界现实生活及其历史趋向的误解或曲解。[11]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

中国近世超国主义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18]（此书初名《人类公理》）。汉语世界主义有四种含义：古代的两种世界主义或两种天下主义，即王国天下主义与帝国天下主义（古代帝国主义）。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这是因为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

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7]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谨于礼以著其义、以设制度是说的国家的出现。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答问补遗》）[5]。（一）国家与国族之语义分析 上述混乱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性质问题。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

当代的两种世界主义，即国族性世界主义（现代帝国主义）与超国族世界主义，后者可谓大同主义。（《说文解字·宀部》）[10] 故《礼记·大传》说：尊祖，故敬宗。

……及秦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确实，现代社会的许多麻烦，其实都与国族具有内在的关联，例如各种各样的国际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所谓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等等。

陈立指出：天子建国，则诸侯于国为大宗，对天子言则为小宗。所谓身，远不仅仅指身体，而是指的自身、自己，即灵肉一体的个体自我。

须特别注意的是：《礼记》所设想的大同是国家产生之前的情况，尽管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理想。单亲家庭其实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离异家庭。完整的表达应当是身-家-国-天下。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

（《扬权》）[16] 韩非子所谓圣人，其实是指的帝国的最高统治者。[2] 这里明确讲修身为本。

现代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则是非血缘性集体主义，这是现代性的一种变异价值观。孟子批评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其实质亦如此：他到处劝诸侯王天下，意味着对姬姓周室王权的天下共主正统地位的否定。

孔子即生活在这个转型时代，所以他的思想也容纳霸道，认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齐象征霸道，鲁象征王道。现代核心家庭尽管还有一定的经济意义，但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中，家庭的经济意义主要集中在消费领域：在通常情况下，家庭已不再是商品生产的单位（所谓家族企业或家庭企业只是个别现象），也非商品流通、货币流通的单位，亦非商品分配、货币分配的单位（例如夫妻各自从不同的社会单位领取工资等）。

国族很可能是国家的最后形式。当国指现代意义的国族（nation）时，就是现代帝国主义（这里的帝国其实只是一种历史的譬喻），不论它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这些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但另一方面，欧盟确实已经超越了单一民族（nationality）的国族（nation）。

总之，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历史的发展，家庭的社会功能趋向于逐渐减少。孟子之所以对任何君主个体都不以为然，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血缘集体主义价值观。

（二）超国族世界主义：从邦联主义到大同主义 所谓超国族的世界主义（supranational cosmopolitism）实质上就是超国主义（supranationalism）（或译世界主义），不再以国族为基础，而是国家消亡之后的情景。例如人们熟悉的《礼记·大学》就是这样讲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今天某些儒者竭力鼓吹国族主义（nationalism）（亦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不知他们面对康有为《大同书》该作何想？ 总括全文，中国传统的话语模式其实并非家国天下，而是身-家-国-天下。在中国，那就是三代即夏、商、周的宗族国家。